之后到了2005年前后，生产过剩的问题、扩大内需的问题又开始被频繁地提到。

当时最为典型的案例是政府强行关停已经进入石油行业的陕北私人企业，同时积极地通过各种办法，限制民营加油站。过去三十年间，这样的放、收已有几个循环。

还有一种措施是强制低价收购、设立国有企业的垄断等等。一旦政府发现，国有企业似乎也蛮有效率，政府就会迅速地采取再国有化策略——本轮再国有化，就与过去几年国有企业很耀眼的财务数据有直接关系。比如，石油、成品油零售、钢铁等行业，政府都制定了产业政策。我注意到国有企业扩展、挤压私人企业的趋势。正是在这一规划支配下，政府随时都在寻找有利于自己、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数据。

基于这一信念，上世纪五十年代，通过公有化运动建立大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这样的信念，是六十年来一以贯之的。事实上，根据权威的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一直到2000年，上海有 44.3%的城市家庭户仅有一间住房，40.5%的城市家庭户拥有二间住房，有3间及三间以上的只占城市家庭户的15.3%。

这个文件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上海房地产市场，更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有企业的全体职工利益。到2000年人口普查 时，反映出来的奋斗结果是：12.5％等于56.4％——12.5％的家庭拥有的住房面积与56.4％的家庭拥有的住房面积相等。由于信息不对称——互联网在98年后才逐渐风行——绝大多数上海人不知道有一个重要文件在决定着他们的住房条件好坏，更不会料到，这个文件最终决定了全体上海市民住房财产的多寡。中国城市以前的单位分房，其实质就是以实物工资形式体现出的劳动报酬。

如购买高层公有住房，所有人员在上述建筑面积控制标准的基础上可再增加购买建筑面积10平方米。这32.37平方米即使按一平方米1万元计算，就是32.37万元。

随着不同地段、不同房型的商品属性差异越加分明，权力造成的不平等在加剧加烈，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加烈导致人们普遍的不满甚至愤慨，这种不满和愤慨与仇富无关，但与社会不安定有关。上海房产市场的真正形成的时间是在1999年到2000年（当然，这个市场是名义上的）。由此可见，住房改革在其初始阶段，就蜕化为权力资源拥有者充分利用权力为自身谋利益的改革。房屋资源格局奠定了，只要一纸公文，把原有的住房改成房产，原来只具有居住功能的房屋就变成可随时变现的财富。

1949年后的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全部是以实物工资形式发放的。然而，中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宪法规定的制度性质不变，官民出现这样的财产差异，就是违宪。原因是我希望大家能先消化一下我今天告诉大家的相关内容。在住房问题上，从来是国家欠人民的，而不是人民欠国家的。

资本分配不均一旦形成后，便有长此下去的倾向。计划经济时期，以实物形式体现的劳动报酬——住房分配并没有体现出平等。

这个前提就是，在住房商品化的前夜和住房商品化的初始阶段，城市各阶层居民对住房占有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借着房地改（1995）767号文，就使得自己的住房面积比普通居民家庭 平均平添出97.37平方米（140－42.63）。

将 户均人口乘人均建筑面积，42.63平方米应该是1995年的上海城市家庭的户均建筑面积。从此，一般的职工要达到上限历尽辛苦而不易得，而不一般的职工已把上限当作了达标的起 点。上世 纪七十年代的上海，结婚能分一间１２平方米的房子就很不错了，住房论套连想都不敢想、也不可能去想，因为缺乏这样去想的参照系——文革开始，原本按套居住的资本家和高级知识 分子都被扫地出门赶了出去，人们对成套住房已经缺乏了感知。职工的工资包括了货币工资和实物工资两部分。2000年，上海城市家庭户户均人口2.8人，人均家庭建筑面积50平方米，户均家庭建筑面积是 140 平方米。这个市场形成是以1999年上海市政府颁发的一系列文件为标志的。

这样一个行政文件，成了划 分上海市民个人房产财富的依据，并就此奠定了上海市民个人拥有的房产资源格局。这是凭直觉和常识都能感觉到的。

那么，人均建筑面积在50平方米以 上的家庭应该是30.5万户，经过这样计算，51万个家庭户的平均人均建筑面积就起码应该有50平方米。沪房地改（1995）767号文件把每个职工家庭允许以成本价购买公有住房的面积按职别等级和专业技术职称等级以法规形式加以区别，明确户主是一般职工、一般干部和初级技术职称人员的家庭可购 买公有住房面积的上限是75平方米，科级干部、中级技术职称人员、具有证书的高级工家庭购买上限85平方米，县处级干部、副高级职称人员家庭购买上限100平方米，副局级享受120平方米，正局级 、正高级和享受正高级待遇的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家庭享受140平方米。

无独有偶，2002年，中科院李实和罗楚亮在《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条件的不均等与住房贫困研究》一文中对住房条件的不均等性进行了回归分析，结论是：户主是党员的，其居住面积比户主是非党员的 要高出6平方米居住面积（折合建筑面积约12平方米）。其中，人均建筑面积8平方米以下的有74万户，9～12平方米的有58万户，这两部分居民户占了上海城市居民家庭户的三分之一，人均建筑面积13～16平方米是 62万户，17～19 平方米是36万户。

2000年～2002年从官方统计数据和学者研究结果中反映出来的居民住房条件分化，事实上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在1998年住房商品化前后争相赶乘 福利分房末班车 的结果。不过，人口普查数据还同时告诉我们， 2000年时，占上海城市居民家庭户12.5％的家庭，其人均建筑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上，这部分家庭拥有的住房总面积，与人均建筑面积在19平方米以下的占城市 家庭户56.4％的那部分家庭拥有的住房总面积相等。在改革开 放前三十年，普通中国人基本都做到了生活上要用低标准要求自己。1998年8月，国发[1998]2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出台，这个文件是住房制度改革深化的标志，是住房商品化、住房问题社会化的标志。

我的方法不能保证利益受损的百 姓能全部索回自己的利益——事实上也办不到、不可能这样去办的，但大家可以知道公民原本该有哪些利益。他们能容易达到目标，因为他们手中拥有着权力资源。

十几年前，当中国城市居民开始陆续将自己的居住的房子用成本价买下，有人曾阿谀这是国家给了人民一笔财产。今天，当我们希望能为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出谋划策时，能回避权力拥有者与普通平民在住房财产资源拥有上的天差地别的不平等吗？能不去正视这个不平等吗？在这里，用什么形式来解决这个不平 等，是另一回事。

到了住房商品化了，住房成为可供个人支配的 私产了，这个矛盾就突出了：为什么普通人就只有仅供栖身的一席之地可允许算作住房财产，而有权势者可以将子孙住房都福利到了，然后都作为他们的住房财产。这一系列文件使上海的所有住房都有了货币交易的可能，上海的房产市场也就正式形成。

户主从业于机关事业单位的，其居住面积比起其他组别要高出31平方米居住面积（折合建筑面积约62平方米）。（费雪：《利息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266页）住房从不是私产、不能买卖到变成可以买卖的私产，是资本工具的一种转移。1949年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城乡人民长期过着生活水准很低的生活，这是他们在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奉献，中国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住房长期困难，也是人民在为国家做奉献的体现。这样的住房改革，前途注定是不光明的。

如果说用成本价购买住房体现的是国家归还，那国家归还为什么还要分三、六、九等？在上海发房地改（1995）767号文时，当时（1995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的户均人口是2.9人，统计部门公布的1995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是7.95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是14.7平方米。1995年，上海颁布沪房地改（1995）767号文件《职工家庭购买公有住房建筑面积控制标准》，这个文件，对于上海市民的住房格局奠定极为重要。

为什么？因为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那时，除了中央、省市一级领导和部队领导的住房按照等级和安全保密原则另有标准，一般企业领导的住房并无特殊，大家都是住公家的房子，大家都向国家缴纳房租，大家都面临住房的窘迫。

进入专题： 房改 。忽略了这个前提，国民的眼光就只是局限在房价高低上，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 的权益需要索回。